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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转型与升级,供给侧改革是关键|深度观察

2018-5-27 14:16| 发布者: woshibobo| 查看: 597| 评论: 0

摘要: 对商业银行来说,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其面对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影响着供给侧改革的成败,当然也决定着其自身的转型与升级的成败。一、供给侧改革与商业银行转型的逻辑 供给侧改革的 ...

对商业银行来说,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其面对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影响着供给侧改革的成败,当然也决定着其自身的转型与升级的成败。

一、供给侧改革与商业银行转型的逻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理念可追溯到“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改变以往只关注从需求端挖掘经济增长动力,过度强调“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作用,而转向到关注供给端,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的配置效率。简单的说,需求管理强调的是通过优化和刺激需求,消化和解决供给问题,而供给管理则是通过优化和升级供给,以此满足各种有效需求,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生了逆转。如果将经济学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套用到商业银行改革,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商业银行转型的实质也是一场银行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更有着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本身就是一场改革,也应该用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推进。
第一,两者原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维续。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进出口,其中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进出口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而消费一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前,在消费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情况下,投资和进出口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投资而言,政府投资已经被之前的“四万亿”所消耗,一些地区更是面临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后遗症和地方债务风险。私人投资则由于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或部分行业的“玻璃门”现象,将之拒之门外。同时,受到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私人投资的热情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就对外贸易而言,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和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我国进出口形势堪忧。根据最新的海关统计数据,2016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31万亿元,同比下降12.6%。其中,出口1.96万亿元,下降13.1%;进口1.35万亿元,下降11.8%。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旧动力,需要新的活力予以激活。反观商业银行,在利率管制和固定利差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银行业实现了十年多的高速发展期,可谓“黄金十年”。据估算,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我国存贷款之间的利差基本稳定在3%左右。在利差锁定的条件下,增强吸储能力、扩大贷款规模成为银行发展不变的“法宝”。受此诱惑,商业银行极力通过增设网点、拓展域外经营等方式吸收存款,又通过向规模大、实力强和背景硬的大企业和行业贷款实现规模经济,使得商业银行缺乏产品创新和小企业贷款的内在动力。从数字上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从2005年的37.47万亿一路飙升,截止2015年底达到了194.17万亿,十年间增长了5倍多。然而现在,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及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全面放开,商业银行的息差不仅被收紧,更是面对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原有的盈利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型升级在所难免。

第二,两者的供给端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谈供给侧改革,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存在改革的空间,存在激发经济活力的潜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粗放型,其特点是只追求规模,却不讲质量;只追求速度,却不讲效率;只追求索取,却不讲奉献。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快速的让中国脱贫,但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结果。例如,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供给不足;政府干预力量强,市场自主创新能力弱;过分依靠土地和房地产,高附加值服务业薄弱;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以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为例,虽然自2013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但在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占比始终过大,约占外贸出口总额的35%,而美国、德国的同类数据却只有1%左右。再以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钢铁行业为例,2007-2011年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基本维持在80%左右的合理区间,但在2012年之后出现了快速的下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下,造成钢铁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大幅下滑,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以上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为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反观我国银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一是,银行发展模式同质化,产品服务较为单一。在“跑马圈地式”的发展模式下,商业银行资金运用渠道有限且手段单一,创新动力明显不足,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银行的定位与发展战略基本趋同。二是,“嫌贫爱富”现象突出,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由于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突出,加之我国特有的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使得银行更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大企业提供贷款,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除此之外,目前备受关注的“僵尸企业”问题,事实上与银行体系传统的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化过剩产能和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第三,两者都已经具备了坚实的改革基础。改革本身属于制度层面的革新,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合,其中最根本的要求是具备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没有根基的改革,犹如空中楼阁。虽然,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同时也面临着这样或哪样的严峻形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大国之一。通常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看GDP、进出口总额及外汇储备规模等指标,而这几个指标都是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自2013年超越美国以来,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同时还坐拥约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数字指标虽不能证明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或欧洲等强国,但足以说明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启动供给侧改革是主动和被动双重作用的结果,不管是主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还是被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坚实的经济基础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反观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用举世瞩目一点也不为过。仅看资本实力,我国进入世界前1000位的银行数量从2003年的15家增加到2015年的110家,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银行业更是以稳定的发展态势,成为全世界银行业学习和效仿的样板。就国内而言,多层次银行业金融机构布局的逐步形成,也已经显示出强大的规模效应。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一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在吸引民营资本入资金融业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背景下,民营银行、网络银行等新模式和新形式也纷纷崭露头角。截至2015年末,银行业资产总额194万亿元,比2010年末翻一番;各项贷款余额98万亿元,比2010年末也将近翻了一番;“十二五”时期,银行业累计上缴所得税2.5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3倍。就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而言,单法人机构就有4000多家,各类境内网点22万个,从业人员300多万人,几乎占了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而这些基础都为下一步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改革空间。

二、供给侧改革给商业银行转型带来的新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涉及国企、金融、财税、土地、户籍等各个领域。根据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的要求,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随着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的逐步推进,必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进而改变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其中,“三去一降”将会对商业银行现有的发展模式和业务带来一定的冲击,激发了商业银行尽快转型的诉求。

“去产能”是五大任务中的首要任务。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有色、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而这些过剩产能长期盘踞在高能耗、高污染以及低效率的大型企业中,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或僵尸企业。由于体制原因,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直都是商业银行稳定的客户,也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随着国家通过经济、行政以及技术手段对过剩产能的收缩和关停,必然会有一批项目被迫转型、停产甚至破产,从而给商业银行带来大量的违约风险,增加不良贷款规模。

“去库存”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以此平衡房地产供需关系,消除局部地区的价格泡沫和以此带来的金融风险。一般而言,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贷款主要包括住房按揭抵押贷款和房地产投资建设贷款,两者之和大致占了银行信贷规模的20%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行业,上游包括钢铁、水泥和建材等传统行业,下游又对接了装修、物业等消费服务业,如果将关联行业进行汇总,房地产投资能够影响近50%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压低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并对房地产建设和销售市场带来冲击,进而影响到银行贷款的质量。

“去杠杆”的目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中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等。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就开始启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治理,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性的主要理由之一。在原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模式中,政策性银行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从2008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后,很多商业银行业也涉足很深。影子银行大多是指那些游离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监管视野之外的金融产品,例如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类信贷业务、非标业务和同业业务等。从2013年监管机构专项整治以来,影子银行业务及风险得到了一定的有效遏制,但也有一些风险被隐藏和转嫁。

“降成本”是要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其中包括融资成本、税费负担、交易成本等。由于我国多层次直接融资市场尚无健全,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手段较为单一,基本只能靠银行信贷,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较为突出。在利率管制被彻底放开后,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下的同业竞争加剧,这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压缩了银行的息差和利润空间。同时,在减免和降低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的大背景下,银行的利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补短板”是五大任务的核心,也是更具长远性的目标。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延续着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路径,例如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广、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都属于此路径。这一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减少阻力实现局部突破,但也会造成经济社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出现发展不平衡,呈现“长短板”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诸多短板,有的是资源禀赋造成的,有的是体制机制造成的,也有的是政策干预造成的,这些短板已经削弱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根基,迫切需要消除“水桶效应”带来的负能量。因此,“补短板”作为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旨在矫正不合理的资源要素配置,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对商业银行而言,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全力配合和服务于“补短板”过程,为这些短板领域提供精准、优质的金融服务,更应该以此为契机,为自身的转型升级和市场定位中勾勒图景。

在弥补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或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企业。这些新兴产业在产品、市场等方面都具有更强的增长潜力,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具有可持续性。因而新兴产业的逐步兴起与成长,能够不断扩大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提升客户质量,优化客户结构,并逐步创造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除信贷需求之外,新兴产业对于投行业务、资产管理和商业咨询等服务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同时,供给侧改革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也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并购、重组行为,需要商业银行提供诸如并购贷款、投行服务及资产业务等服务。

在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为商业银行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目前,我国中、东、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提出,将会对该区域带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为商业银行开拓区域市场和相关业务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政策基础。同时,随着这些区域经济活力的提升和区域协调联动效应的发酵,也为商业银行营造了更好的业务发展空间。

在弥补民生领域供给不足的过程中,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业务板块,也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模式创新的要求。扩大民生领域的投资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服务投资。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交通、水利和地下管网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同时,在促进城镇化发展规划的部署下,中西部地区和城镇等县域地区仍存在诸多需要布网和改善的资金需求。在公共产品服务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等板块也对信贷资金及其他金融服务带来了又一片蓝海。商业银行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服务于民生领域中创新出新的政府投融资模式以及如何参与到政府大力倡导的PPP模式中,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弥补对外贸易失衡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升级和企业走出去的加快,将为商业银行扩展海外市场创造更多的机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将引领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将使中国从低层次的出口加工贸易型经济体向出口技术、产能和资本等高附加值经济体过度。同时,随着自贸区试点的逐步扩大、资本项下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亚投行业务的加速推进,跨境贸易结算、出口信贷支持、跨国资产管理以及外汇交易等方面都是商业银行可以涉足的领域。

三、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

面对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也应遵循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同样按照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深化公司治理结构、丰富金融服务供给、实现包容性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一是,用创新理念引领转型升级。创新本身就是要有所突破,这也是转型的根本要求。对商业银行而言,创新思维应该贯穿在任何角落,贯穿在骨髓里。商业银行应该有自身的创新管理体制,有专门的部门和制度鼓励创新发展。目前,大多数银行都只有服务于产品创新的管理部门,但层级较低,只能在产品研发上实现集中化管理。事实上,商业银行的创新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组织结构的创新,产品服务的创新、业务流程的创新、内部管理的创新以及人事制度的创新等。因此,要真正激发全行各部门的创新动力,则应该建立一个统筹全行创新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创新考核制度、完善创新激励办法,出台创新引领方案以及落实创新推广计划等,以此有效的调动全行各部门、各分行以及各业务线条参与创新的积极性。

二是,用协调统筹实现均衡发展。对金融机构而言,最重要的协调就是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风险与收益本身属于一对儿矛盾体,高收益的背后必然隐藏着相匹配的高风险。虽然,金融是逐利的,但对银行而言,防范风险也是一道躲的槛。商业银行应该坚持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并重的发展理念,正确看待发展与风控的关系,坚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同时,商业银行也应该重视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的协调、主营业务与非主营业务的协调、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以及与监管机构的协调。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才能减少发展的阻力,走上更加稳健的发展道路。

三、用绿色金融拓宽业务领域。“打造绿色经济升级版”是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往在节能环保等绿色领域的投资更多的是采用政府补贴的形式,属于一种输血式的支持模式。但事实上这一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政府补贴资金并未真正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遏制住环境恶化和大气污染问题,没有激活绿色产业的活力。在绿色环保领域同样需要市场化的手段,需要从输血式的被动支持变为造血式的主动发展,才是形成可持续的机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商业银行应该大有所为。一方面,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调整信贷结构,逐步降低在高能耗、高污染领域的信贷资金比重,加大对企业环保标准升级、节能减排技改等项目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加快在绿色信贷、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排放权投融资以及绿色产业的投贷联动等方面的产品创新,全力支持和配合绿色产业的发展。

四是,用开放理念形成发展合力。对商业银行来说,开放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内和对外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应该含有包容发展的思维,将具有合作基础和意愿的伙伴引入到共同的事业中来。例如,银行可以与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机构合作建立金融服务平台,或者与以陆金所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平台合作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银行也可以与互联网企业或大数据公司合作,在信贷风险防范、大数据风控以及获客途径和维护客户等方面实现协同。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商业银行也应该跟随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稳步推进海外渠道布局,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为中国企业实现海外布局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也能够实现自身的“走出去”。在国际业务拓展过程中,商业银行能够学习更多的国际经验和规则,进一步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中,在海外市场寻求更大的突破。

五是,用共享理念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发展目标,是让全社会各阶层的人群均能分享到便捷、优质和低廉的金融服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发展普惠金融即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寻找差异化经营,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按照国务院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商业银行应努力拓宽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服务的手段和工具,降低服务的成本和价格,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商业银行应通过更多的布局物理网点或网络终端等方式,进一步下沉金融服务的范围,努力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更加专注于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和新农业企业,努力降低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和价格。重视金融基础知识和安全教育,逐步搭建社区金融文化,营造适合金融机构发展的信用环境体系。商业银行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事实上巩固了自身的客户群体,挖掘了新的客户来源,并激发了更多的客户需求,为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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